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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又名馬瑛，下文涉及其名均按所引原始資料呈現，為方便行文，論述時以“馬英”稱之。下文括號內均為筆者注）何許人也？伏波堂又因何得名？他在靈璧北境馬氏族群繁衍發展中居于何種地位？又留下哪些珍貴的歷史文化遺存？我們不妨以史為證，通過書香氤氳的歷史記載來尋找其中的悠遠歲月和漸趨模糊的影像。

  關于馬英相關記載，散見于《明史》《明實錄》《北征錄》《北征后錄》《中都志》《靈璧縣志》和靈璧北境申村馬氏家譜、馬氏祠堂紀事神主碑等史志譜牒碑刻資料。

  靈璧申村馬氏家族資料主要體現為家譜和神主碑。

  據1994年族譜封面“馬氏家族分譜第十續譜甲午年戊辰月戊辰日”可知，始遷祖馬英定居靈璧（正統四年，1439）之后近六百年中（至1994年）續譜十次。現工作于南京的馬氏族人馬浩（馬修遠，始遷祖馬英后二十五世孫）提供資料顯示，民國三十八年（1949）第九次續譜，民國十七年（1928）第八次續譜。民國三十八年（1949）第九次續譜收錄了四篇序言，分別是《大清同治二年（1863）歲次癸亥小陽月下浣二十代孫宗泰序》《大清光緒九年（1883）桃月上浣序》《民國十七年（1928）小陽月（十月）吉日二十二世孫蘭新序》《民國三十八年（1949）杏月（二月）二十二世孫蘭新重序》。相關資料顯示修譜如下：

  伏波堂靈璧馬氏總譜崇禎末年（崇禎，1627-1644）寇亂失迷；康熙四十年（1700），含英公旁搜遠稽，草創初成；乾隆三十九年（1774），廷鈞祖重修；嘉慶元年（1796），自道祖重修；道光十六年（1836），元烺、允剛、尚文，三公重修；同治二年（1863），二十代孫宗泰重修；光緒九年（1883），增道重修；民國十七年（1928）二十二世孫蘭新第八次重修；民國三十八年（1949）二十二世孫蘭新第九次重修；癸酉年（1993，申村泉子長房續譜。申村長房永安祖支系是1993年續十次譜，白馬山泉子二房永興祖支系是1994年續十次譜），第十次重修。其中一次應該在清代，具體不詳。而明代修譜情況因總譜失迷于崇禎末，而不得知。據馬浩說，民國古譜，目前知道的一共有五部，其中有兩本保存完好。

  因此，伏波堂馬氏申村族譜相關記載因因相襲，傳抄補綴，有些信息是可靠可信的。但是限于馬氏總譜已于明末崇禎末年失迷，對于馬英相關記載是值得商榷的。

  根據族譜，馬英世系從陜西扶風茂陵成歡里遷居薊州，因此馬英定居靈璧后稱祖籍薊州。因祖上東漢伏波將軍馬援，各地馬氏都將他作為本族名人大力弘揚，他們隨著時代發展析居各地，依照本支特點命名堂號，如“扶風堂”“銅柱堂”等等，從陜西扶風析居各地以“伏波堂”自稱的馬氏支系多有存在，如湖北馬氏江漢支派“伏波堂”，江蘇宿遷馬陵山馬氏"伏波堂"，重慶酉陽馬氏“伏波堂”等等。靈璧北境申村馬氏始祖馬英于明正統四年（1439）定居靈璧，本支本族將“伏波”作為堂號，故而稱靈璧“伏波堂”馬英支系。

  在家譜介紹中，因總譜崇禎末失迷，作為靈璧伏波堂始遷祖馬英將軍事略則建立在口口相傳及零散資料基礎上，尤其是馬氏祖塋馬英墓碑及祠堂神主碑信息。家譜和民國四年神主碑中言，馬英祖籍薊州，官至明前軍都督府僉事（根據《明實錄》記載，這不是馬英最高官職，其最高官職為五軍都督府后府右都督，正一品）。立過兩次大功，一是靖難之役，靈璧齊眉山之戰時紅橋救駕，二是征討交阯（治所在今越南河內），殺敵立功。關于第一點“紅橋救駕”，查閱有關史志書籍沒有這方面明確記載，但有關史料表明，馬英全程參與了靖難之役，并立下赫赫戰功，以致明成祖朱棣攻占應天府（今南京）后升馬英為浙江都指揮使，正二品，不久調入五軍都督府，任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第二點，《明實錄》相關史料表明，征討交阯時，總兵官王通私下議和、擅自丟棄交阯城違抗皇命而受到處理，馬英受其連累，后罷官為民而隱居靈璧十年至去世。馬英在交阯征戰中，依然立下軍功。家譜記載雖有所諱飾，但有相當真實性。馬英受到連累不僅值得同情，更值得惋惜。這種際遇更堅定了馬英歸隱林泉，遠離紛爭的內心深處信念。當然，這也是傳統意義上“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并弘揚一方正氣的古代官員追求之體現。馬英雖為武官，骨子里仍然浸透傳統文化的精髓。

  馬英事略可以從《明史》《明實錄》等資料中一見究竟。。

  作為明朝前軍都督府僉事（民國四年神主碑、《中都志》、康熙版《靈璧縣志》信息），朝廷正二品，馬英應該在《明史》中留下傳記，然而《明史·列傳》中卻無其傳。原因在何？這可能與其罷官隱居淡出人們視野有關。清代編修《明史》時對其忽略令人不解。但是作為一員靖難之役、北征蒙元殘余和征討交阯中馳騁疆場的大將，必然在正史中留下深深印痕。

  《明史》記載有五處，其一，卷九，本紀第九，宣宗，“（洪熙元年，1425，秋七月）閏月戊申，安順伯薛貴、清平伯吳成、都督馬英、都指揮梁成帥師巡邊。”其二，卷一百六十，列傳第四十八，王通，“[宣德元年(1426)冬十一月]會通至，分道出擊。參將馬瑛破賊于石室縣。通引軍與瑛合，至應平之寧橋中伏，軍大潰，死者二三萬人，尚書陳洽與焉。”其三，卷一百六十，列傳第四十八，王通，“明年（1428），通還京，群臣交劾，論死系獄，奪券，籍其家。正統四年（1439）特釋為民。景帝立，起都督僉事，守京城。御也先有功，進同知，守天壽山，還其家產。景泰三年（1452）卒。天順元年（1457）詔通子琮嗣成山伯。琮子鏞，成化時賜原券。傳爵至明亡。”其四，卷三百二十一，列傳第二百九，外國二，安南，“宣德元年（1426）春，帝敕沐晟剿寧遠，又發西南諸衛軍萬五千、弩手三千赴交阯，且敕老撾不得容叛人。四月，命成山侯王通為征夷將軍，都督馬瑛為參將，往討黎利。……馬瑛敗賊清威，至石室與通會，俱至應平寧橋。士卒行泥濘中，遇伏兵，大敗。尚書陳洽死焉，通亦中脅還。”其五，卷三百二十一，列傳第二百九，外國二，安南，“（宣德）三年（1428）夏，通等至京，文武諸臣合奏其罪，廷鞫具服，乃與陳智、馬瑛、方政、山壽、馬騏及布政使弋謙，俱論死下獄，籍其家。帝終不誅，長系待決而已。騏恣虐激變，罪尤重，而謙實無罪，皆同論，時議非之。廷臣復劾沐晟、徐亨、譚忠逗留及喪師辱國罪，帝不問。”

  《明史》中有關馬英記載，主要集中在其洪熙元年（1425）春由五府之后府都督僉事升為后府右都督之后。閏七月，馬英率領軍隊巡防北方邊境。然后宣德元年(1426)冬十一月在總兵官王通節制下，開赴南方邊境，平定交阯之亂。兵敗返回北平遭彈劾直至罷官為民及朝廷下詔啟用并蔭封后世。有些信息不清，而升任后府右都督之前事跡缺失。

相比之下，《明實錄》有關馬英記載則較為詳細。

  《明史》中五處有關馬英史實均能在《明實錄》找到佐證，《明實錄》中直接出現馬英（瑛）名字共有十八處，間接信息則有多處。所敘述的史實也更為豐富。

  根據史實，最早見于《明太宗實錄·卷十二》，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朱棣即位后，不承認建文，以洪武紀年紀之）九月，馬瑛升為浙江都指揮使。查《明史》職官知，都指揮使為正二品武官。而根據《明太宗實錄·卷十八》，永樂元年（1403）三月，馬瑛因朱棣念及靖難之初攻占北京九門之功，升為前軍都督僉事。都督僉事在明朝武官序列中也是正二品，但是它進入到最高武裝力量指揮中心，離皇帝和朝廷更近，當然是一種升遷和恩榮。這里還透露一個信息，那就是馬英不在建文帝武裝陣營中，不是后來投降朱棣或半路參加朱棣軍隊，而是朱棣的嫡系，因為馬英參與了對于朱棣來說最為關鍵的奪取北平九門行動。這是靖難之役的開端。“[建文元年（1399）] 秋七月癸酉，匿壯士端禮門，紿貴（都指揮使謝貴）、昺（布政使張昺）入，殺之，遂奪九門”（《明史·卷五·本紀第五·成祖一》），短短三年，建文四年（1402），馬英即成為浙江都指揮使，正二品。可見，馬英在靖難之役過程中立下功勞之大。可以說是奪取北平九門之八百壯士中佼佼者，其武功謀略和指揮能力出類拔萃。馬英作為東漢名將馬援后裔，習武報國的因子已深入其血脈骨髓。還可以進行合理的推測，馬英在此之前，跟隨朱棣鎮守北平，與北方蒙元殘余勢力殊死搏殺，早已由一名基層士卒成長為朱棣手下心腹干將。馬英生辰由此可知，大致在明朝建立前后。其在明初北方動亂中繼承家風，習武報國，在朱棣鎮守北平時參軍搏殺，快速成長。靖難之役中立下軍功，朱棣占領南京后（1402）晉升為浙江都指揮使，永樂元年（1403）又恩賜前軍都督府僉事。

  其后，永樂十一年（1413）夏四月，馬英以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身份和都督程寬、何璇率舟師運糧赴北京。永樂十二年（1414）二月，馬英以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身份，與興安伯徐亨、章安作為副職，受中軍都督府武安侯鄭亨節制，到興和營操備，準備跟隨朱棣二次北征，直至永樂二十二年（1424）七月朱棣第五次北征返京途中駕崩。八月，馬英被熙宗由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調任后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并勉勵其作為先朝勛舊，要繼續無愧職守。

  那么從永樂十二年（1414）至永樂二十二年（1424）朱棣駕崩，馬英一直擔任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其間，他都在履行何職責？經歷了明朝哪些重大事件？

  從《明史》可知，明初明朝所面對的挑戰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北方蒙元殘余勢力侵襲；二是南方交阯與中原王朝的對抗。對于北方蒙元殘余勢力，朱棣時期進行了五次北征，分別在永樂八年（1410），北征韃靼；永樂十二年(1414)，北征瓦刺；永樂二十年（1422），北征韃靼；永樂二十一年(1423)，北征韃靼；永樂二十二年（1424），北征韃靼。而在南方，先是派成國公朱能、四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豐城侯李彬、云陽伯陳旭，督師南征。朱能死后，張輔統領南征大軍。張輔回京后，李斌代統。李斌死后，榮昌伯陳智代替。直至宣德元年（1426）春，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任總兵官，馬瑛以后府右都督身份任參將，往討交阯叛賊黎利。在此期間，馬英一直效命北方，或五次跟隨成祖朱棣征討北方蒙元殘余勢力，或鎮守北部邊境。朱棣五次北征，因蒙元殘余勢力躲避決戰，收效不顯，這也是馬英多年一直未能升遷的基本原因。而后來洪熙元年（1425）春正月，馬英才得以五軍都督府后府都督僉事升為本府右都督，正二品武官成為正一品武官，半年之后，洪熙元年（1425）閏七月，馬英以后府右都督身份和安順伯薛貴、清平伯吳成、都指揮梁成等率兵巡防塞外。宣德元年（1426）夏天后，北部軍事集團南征，與北征未能斬草除根共同為北方蒙元殘余勢力壯大留下嚴重的后患。

  馬英升遷五軍都督府后府右都督，迎來他人生中高光時刻，但也從此步入其人生的至暗時代。因為他遇見了王通。但是馬英依然英勇不減，軍功可圈可點。

  宣德元年（1426）冬十一月，馬英以后府右都督身份充任參將，在總兵官、成山侯王通等進兵擊賊大敗情況下，到清威與賊遭遇，大敗清威賊兵，到達石室縣和王通合兵一處。宣德元年（1426）十二月，馬瑛按照皇帝命令，和交阯總兵官成山侯王通一起，固守城池，操練軍馬，等待安遠侯柳升、黔國公沐晟等率軍從廣西云南兩路并進，一同進兵。

  然而王通先期輕敵，不等援兵到達，擅自出兵，得勝后又未能乘勝出擊，擴大戰果，為事官陳智、李安、方政、布政使弋謙和內官山壽、馬騏等擅行其事，以致交阯賊兵死灰復燃，形勢出現反復。朝廷任人失察、互相牽制、指揮混亂等因素也是失敗的深層原因。在此情況下，王通等人不設法彌補挽救危局，卻私心作祟，宣德二年（1427）十月，擅自和交阯叛賊黎利訂立盟約媾和，雙雙罷兵，互贈物品。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朝廷專門下令，要等班師回朝命令到達才允許回師。王通不等命令到達，宣德二年（1427）十二月，撤離交阯城，退回廣西南寧，馬英亦隨同退回南寧，導致藩屬國交阯事實上的獨立，這也是當代中越形勢的肇始。王通事實上負有重大歷史責任。

  朝廷對于交阯事實上的獨立無可奈何，只能立足當下形勢，承認既成事實。宣德三年（1428）閏四月，馬瑛同成山侯王通、內官山壽、馬騏等帶領隸屬京城官軍回還京師后，遭到文武群臣彈劾，馬瑛同王通一起被罷免為普通百姓。

  馬英何去何從？成化六年（1470）纂修的《中都志·卷之五·人才》載：“靈璧縣，國朝，馬英，固鎮保人，任前軍都督府都督簽事。”削職為民后，馬英以平民之身遷居到鳳陽府宿州靈璧縣固鎮保（今安徽省固鎮縣城關鎮），故有《中都志》記載。根據康熙版《靈璧縣志》（卷四，秩官志）載，固鎮當時設有巡檢司，并有驛站，水通淮河，陸達京師，亦有集市。同時，固鎮隸屬靈璧，靈璧既是朱棣小河（睢河）對峙險象環生之處，又是齊眉山之戰發生地（此戰中朱棣戰敗，危機中轉危為安，朱棣認為是城隍護佑，故封靈璧城隍為州等級），更是靈璧之戰大敗南軍的關鍵戰場，朱棣對此留有深刻而復雜記憶。馬英安家于此，除了固鎮地處南北交通要道外，未嘗沒有個中的考量。由此可以看出，馬英一定參與靈璧幾次關鍵戰役，對靈壁情有獨鐘，并留下好感。當然，馬英定居于此，更與其骨子里山水情懷有關。這在其給兩子取名可見一斑。馬英長子馬林（又馬麟），次子馬泉。一林一泉，合則為“林泉”，隱隱透露出馬英遁世之山水情懷。尤其是歷經戰場拼殺見慣生死，年屆七十，遠離北方祖籍征戰之地，定居靈璧固鎮保成為其自然之選。

  馬英遭遇是明朝內憂外患大背景決定的，時勢使然。但是，馬英受到不公平對待，卻能以大局為重，坦然面對現實，離開朝堂，隱居鄉野，展示了豁達自然的赤子情懷。重新啟用、蔭封后裔、遣官致祭、耕讀傳家、弘揚一方正氣而繁衍生息，這也是冥冥中天道正義對馬英及其后裔最好的回報。

  本以為就此終老固鎮，可是馬英這批當年跟隨朱棣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戰功的老臣，在忠國公石亨等昔日同僚斡旋下，正統十四年（1449）九月，英宗重新任命王通為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提督守備九門。在征戰瓦剌部也先時立下戰功，朝廷歸還其家產。

  王通等人重新得到重用，馬英時已八十歲左右。據申村馬氏后裔傳說，馬英因皇帝詔命到達，不知內情，以為殺身之禍降臨，驚嚇過度而逝。如果此傳說屬實，馬英應是正統十四年（1449）九月去世。《明史·卷一百六十·列傳第四十八·王通》有“（王通）景泰三年（1452）卒”信息，馬英逝于正統十四年（1449）較為可信。馬英在固鎮保至少生活了十年。馬英靖難之役跟隨朱棣征戰靈璧，對此地風土人情較為熟悉，十年間尋找合適墓地，便看中靈璧北境鳳山南麓，那兒依山望水，風水絕佳，得天獨厚。據馬氏后人說，馬英逝后，朝廷恩賜五十八畝土地修建和維護祠堂，并遣官致祭。石碑為蛟龍碑，歷經明、清、民國至現在換過幾次碑，墳冢墓碑于1968年毀壞（據祖塋東側一位八十多歲老太太說，馬英墓前古碑以前沒動過，墓碑很高，有碑帽，碑前有石供桌、香爐、石獅子。現存民國四年修繕祠堂所立神主碑，當時砸碑時，時任族長馬春德把這塊神主碑翻過來藏在橋下躲過劫難）。

  那么，馬英族人遷居靈璧縣固鎮保后，又是何時遷居靈璧北境陵子鎮（今安徽省靈璧縣澮溝鎮后靈村），遷居到鳳山南畔申村？因何遷徙？根據家譜載，始祖馬英后六世馬榮已居靈北申村，家譜中明確“祖居陵子”。由《中都志》編纂時間為成化六年（1470）馬英為固鎮保人，可以推測，應該在馬英去世不久，馬英葬于鳳山之陽青豸山（申村山）下，最晚成化六年（1470）《中都志》編纂時，馬氏族人是居住于靈璧縣固鎮保的，當然更有可能，馬氏族人二世遷居陵子，而《中都志》錄馬英時，以馬英被削職為民后移居固鎮并在固鎮生活了十年，溘然長逝，逝后葬于鳳山之陽，將固鎮保作為馬英籍貫。而康熙版《靈璧縣志·卷六·選舉志·武秩》（成書于康熙十九年（1680））載，“明，馬英，固鎮保人。以功歷前軍都督簽事。見《中都志》。”可見，康熙版靈璧縣志照抄《中都志》。雖馬氏家族早已離開固鎮保，來到陵子鎮，又來到申村，但縣志依然遵照《中都志》記載馬英初始遷居地而錄。

  馬氏族人在馬英逝后遷居陵子鎮，至少在五世時又陸續遷于申村祖塋之畔。

  成化六年（1470）纂修《中都志·卷之四·坊市街巷鄉村都保鎮》中有靈璧縣“陵子集”，“陵子鎮”。陵子在當時不僅是物質轉運交易之所，也是駐兵防控的地方。陵子處于睢河北岸，又是北方物質南下的要地，工商業較發達，經濟較繁榮。陵子，北近馬氏祖塋之地，交通便利，便于經營生存。馬英后世應該二代后遷居于此。但陵子處于睢河及北來河流交匯處，上游都較深闊，陵子之后，泥沙沉淀，河床抬高成為低洼廣闊之處，多受水澇之苦。因而睢河至此，又稱陵子門。乾隆版《靈璧縣志略·卷一·山川》中“湖名以百數，楊疃、土山、陵子、孟山、崔家是為五湖，其最著已。陳志皆無之，蓋當時尚未成湖也。”“陳志”為萬歷末靈璧知縣陳泰交纂修《靈璧縣志》，即萬歷末靈璧北境尚無五湖。作為水流交匯之處，在馬英二代遷居陵子后當然要遭受水澇之苦，遂于三四代又遷居申村，居于祖塋之畔。申村處于申村山南麓，地勢高昂，山巒綿延向前直至睢河，多山地平原耕種之地。于是，這兒便成為馬氏長久居住之寶地。古代，生產力落后，人們改造自然能力低下，常常逐水而居，居住地而市，而城，又因水澇或水竭而棄，水映照著人們遷徙的身影。

  其實馬氏后裔居于靈北鳳凰山（申村山）南麓，一個疑問自然產生：馬氏自明初遷居于此，為何稱申村？叫馬莊或馬村或馬寨或馬城等等不更適合嗎？這里還有一個家族故事。

  據政協靈璧縣委員會編《靈璧地名文化》（上冊，黃山書社，2019.12）中《鳳山腳下鳳山村》《申村無申姓由來》《馬家古寨與馬爾顧》《伏波堂里馬英祠》四篇文章可知大概，雖說傳說成分居多，但其真實性加之遺存佐證尚有很大可信度。

  申村位于靈北鳳山南麓。鳳山又名鳳凰山，因申村，康熙《靈璧縣志》稱之為申村山，西連開合山，東接二王山、熊橋山，自西向東蜿蜒成一道天然屏障。鳳山東部高聳，宛若鳳頭，鳳頭以下向西，漸趨平緩，形如鳳凰雙翅張開，漸而成為鳳尾，天然一方風水寶地。馬氏祖塋即處于鳳凰胸部俗稱嗉子處。鳳山之東亦產“萬卷書”石，是古代皇家制造石磬的難得石材。乾隆版《靈璧縣志略·卷一·山川》言：“潼山（潼水出焉，山北莊姓祖塋有古樹一株，扶疏可愛）：潼山西南曰無影山（山卑，四面受日光，故名），其東曰開合山、申村山、土龍山（產黑白石）、周家山（產紋石）、紅鳥山（產透花石），皆在縣治正北連延十五六里，如列屏障。去縣治可七十里，山后岡阜林立，有曰楊家山者，有曰白馬山者，有曰卓山、輝山者（二山之石亦可為磬）。輝山與紅鳥南北相值，山勢至此一斷，而石磬山聳峙于東矣。”鳳山中部，水流無數年沖刷，形成一條寬約十米、深約五米的水溝，名曰“龍抓鉤”，又曰“劈山溝”。此溝冬春無水，夏秋雨季水流湍急。

  申村居于鳳山南麓，北臨鳳凰山，南臨季節性湖地，北半山南半湖。夏季多雨年份，山洪暴發，湖地變成湖泊。夏季少雨之年，則成湖地。因此旱年湖地保收，澇年山地有成。申氏來此居住已久，明初因太過張揚，打響場而惹怒官府，招來殺身之禍，申氏族人被迫砸鍋分鍋離析各地，申氏故稱“破鍋申氏”。馬氏族人漸漸遷居固鎮保、遷居陵子鎮，遷居鳳山南麓申村。

  馬氏家譜云，總譜于崇禎末年寇亂迷失。查康熙版《靈璧縣志》（卷一，方輿志，城池）知，天啟二年（1622）至崇禎九年（1636），“流寇陷城者三”。崇禎十年（1637）知縣王世俊親率市民加高城墻，疏寬護城河。流賊攻城失敗。當時，鄉紳王守謙八旬有余，登城率子孫守城，激勵士氣。流寇在明末多次劫掠靈璧，一度闖入靈北申村，以至馬氏宗譜迷失。鑒于此，馬氏遂于祠堂祖塋之東修建莊寨，即馬家寨。

  申村中馬家寨也是村莊形成中的一個奇觀，隱隱透露著兩個不同姓氏族人遷徙的背影。馬家寨初建于明末，主要為了防護兵匪，保家安業。乾隆年間，連續多年豐收，于是馬氏族人修繕祠堂，又加固圩寨。方圓縱橫八百米，寨墻為山上巨石壘砌，寬一米，高七米，墻頭有垛口，四周有瞭望口。寨外有壕溝，寬八米，深三米，水下有暗樁，鐵鉤相連。壕溝土方運至寨內墻下，加固墻基，便于登墻防守。寨四角有敵樓，內有土炮等防御武器。馬家寨有南北兩寨門，寨門旁設有護門暗堡。北大門為正門，門楣上嵌有青石板，寬零點六米、高兩米，上鐫對聯，“伏海征南安天下”“波卷誅北定太平”，橫批“伏波遺風”。南寨門亦有青石板對聯，“雁過重門留好語”“鶯啼綠柳報新春”，橫批“勝似春光”。

  馬家寨成為亂世馬家族人和臨近百姓的心理寄托和生存依靠，亦是馬氏尚武精神、保家衛國遺風的寫照和流傳，自建成后，發揮著重要作用。尤其是1938年和1942年經歷了嚴峻的考驗。

  1938年，漁溝土匪相約遂寧歹人偷襲馬家寨。千人之眾七天七夜未能攻下，損失慘重，甚至總頭目都被射殺。馬家族人及鄰近村民躲過一劫。1942年，靈城被日軍占領，國民政府縣長許覺遠等搬至馬家寨。日軍在飛機轟炸下攻擊馬家寨，馬氏族人在馬蘭春率領下，誓與圩寨共存亡，和日軍逐巷逐屋拼殺，除少部分人突圍外，眾多馬氏族人壯烈殉國。馬家寨遂損壞。

  馬家寨依然留存著歷史和文化的痕跡。申村三組和四組間有條八百余米的南北淺溝，時光流逝，幾乎填平，誰曾想到那是圩寨東面的壕溝？四組西面壕溝，斷斷續續，依稀可見當年的影像。而寨南壕溝上早已建滿房屋，北面壕溝成為村里東西大路。村人回憶，二十余年前，寨南門地基還見遺跡，浮雕著麒麟、云朵的門枕，砸壞的石獅子，刻著圖案的圓鼓形石器，旗桿座，仍見蹤影。一些老屋、廢棄宅院邊還能看到雕刻精美的石板、刻有笄形獸紋的石塊。北門是寨圩主門，石雕豐富，現在蹤跡不見。馬家寨作為馬氏族人曾經的記憶，雖已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但卻在馬氏族人記憶深處閃著熠熠光輝，它們早已成為馬氏族群生生不息的文化符號流淌在人們的血脈里。

  馬英逝后八年，其長子馬林支系迎來蔭封。（奪門之變后）英宗重新登上皇帝寶座，天順元年（1457）七月，王通去世五年之后，忠國公石亨等人向曾經的英宗如今的天順皇帝奏請，天順皇帝恩命成山候王通的兒子王琮承襲成山伯。天順元年（1457）十一月，“至是，通子琮遇赦襲伯爵，騭援例奏請，故有是命”。明代實行衛所軍戶制度，武官世襲。馬瑛的孫子馬騭依照王通的兒子王琮遇赦承襲伯爵先例，請求襲封。英宗皇帝恩命同意貶謫為民的原后軍右都督馬瑛的孫子馬騭，襲承為羽林前衛指揮同知。這也透露出一個信息，那就是馬英長子馬林（麟）業已去世，故而命長孫馬騭襲封。馬英罷官為民，蔭封后裔，這里不僅有皇權之間的斗爭，還有靖難之役功臣派系與后起之功臣權貴之間的斗爭。這場際遇的結果，對于馬英而言，無疑是較為公平的，也較為幸運。

  馬英長子馬林（麟）大概率沒有受到其父馬英罷官為民影響。《明史·卷一百七十三·列傳第六十一·石亨》載：“（正統）十四年(1449年)，（石亨）與都督僉事馬麟巡徼塞外。”中華民國三十三年（1944）《薊縣志·卷二·官師》載；“馬麟，靈璧人。以金吾衛指揮使掌薊州衛事，果敢有為，軍士賴之。其孫瑄讀書尚禮，助木植修文廟。瑄子守備遵化，上下交譽，侄愷亦任參將。”中華民國三十八年（1949）續修申村《馬氏宗譜·始祖傳》載：“（馬英）長子諱林，因父屢建大功，封蔭襲錦衣指揮，從成祖北征，居薊州遵化縣，世有祿秩。” 馬林受父親馬英熏陶，亦從軍，并參與成祖北征（從大致年齡上推測，應該是第三、四、五次北征）經過多年刀光劍影歷練，逐漸成長為鎮守北部邊境的大將，因軍功官居都督僉事，正二品。馬林和當時朝中炙手可熱的石亨配合巡防塞外，曾經以正三品金吾衛指揮使掌管薊州衛事，果敢有為，深受士兵們的信賴擁護，累功至正二品都督僉事。馬林去世后歸葬靈璧申村祖塋馬英東北畔。其后裔便居于馬林為官之地薊州遵化。馬林之孫、馬騭之子馬瑄棄武從文，讀書尚禮，捐助樹木，修繕文廟，贏得地方贊譽。馬瑄的兒子又回歸武行，守衛遵化，人們交口稱贊，馬瑄侄子亦升職參將。

  馬英爵位在薊州遵化馬林長房世襲，馬英次子二房馬泉支系便于靈璧北境鳳山南麓申村耕讀持家，繁衍生息，延續香火，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冬在馬英祠基礎上修建宗祠，豎立始遷祖馬英神主碑，敬立祖宗牌位，供奉祭奠馬英等祖先。

  馬氏宗祠，又稱馬氏申村祠堂，新中國建立后，宿州市文物普查時稱為“鳳山祠堂”，位于申村祖塋之北，距祖塋300余米。據當年最后一代護墓老人的兒子馬新才（現年95歲，身體健康。其祖上自山東逃荒來申村，為馬氏看護祠堂。祠堂周圍土地收入及每逢祭祀等活動供品歸其祖上所有，以供生活所需。現馬新才子孫滿堂，生活幸福，對馬氏祠堂等懷有別樣情懷）回憶，馬氏宗祠建在申村山（馬氏家譜中之青豸山）半山腰，大殿三間，殿前有十八級臺階，殿前左右有旗桿座，辟邪獸等大型石雕和記事石碑等。大殿條石奠基，青磚砌墻，小瓦鱗次，山墻高聳，挑檐翹角。山墻脊頂，東西兩頭各立一株紅銅鑄造插花樹，約三米高，樹上有鳥，鳥張嘴巴，似在鳴叫（明清古建筑稱之為“插花云燕”）。大殿東西兩間向南，各建一間廡房，緊連大殿卻不相通，獨立向南開門。這叫“二郎（廊）擔山（三）”。據說插花樹、開嘴鳥兒和“二郎擔山”架構是有功名的家族才允許建的祠堂樣式。大殿里古木榫卯相接，雕梁畫棟。正殿對門墻上，掛著始遷祖馬英將軍畫像，馬林、馬泉陪侍左右。畫像下是寬大的供桌，上面有神龕，陳列著馬氏歷代列祖列祖神主牌位。正殿正中立著馬英神主石碑。大殿南側東西兩旁有廂房，每邊有五間。西廂房可以做飯，東廂房可以居住。他鄉馬氏族人回到祖祠祭祖認親，有時一住兩三月。廂房再向南，連接著大門，大門門樓聳立，榫卯結構，亦是挑檐翹角。門楣上“伏波堂”三個大字熠熠生輝，近看，莊嚴肅穆，古樸大氣。遠觀，巍峨壯觀，氣派非凡。大殿四周明代栽植松柏，郁郁蔥蔥，特別是東面，松柏高大，濃陰匝地，百鳥和鳴。馬氏祠堂盡顯中國古代將軍家族宗祠的威嚴厚重，濃縮著家族文化的精華，寄托著銘記根本、弘揚團結和耕讀持家的家族精神，這種宗法制度和精神穩定著地方社會，支撐著國家大廈。

  20世紀30、40年代，申村馬氏宗祠，成為中共地下聯絡點和軍事指揮所，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奉獻力量。50年代初，這兒設立申村小學，高小五、六兩個年級，艱難歲月，為提升國民素質發光發熱。直至1968年特殊年代遭到破壞。

  馬氏申村祠堂向南，便是馬氏家族祖塋。馬氏申村祖塋在中國墓葬形制中別具一格，即“馱孫葬”。

  中國古代墓葬格局主要有三種，即“抱孫葬”、“排孫葬”和“馱孫葬”。“抱孫葬”又稱“攜子抱孫”葬，是最流行的一種墓葬格局，始遷祖墓后不留空間，墓前空間廣闊，留給子孫后代墓葬。如曲阜孔子以下三代即是典型的攜子抱孫葬。“排孫葬”則始遷祖墓前留存大量空間，子孫后世按代一排排埋葬。而“馱孫葬”始遷祖墓前不留空間，子孫后代在始遷祖墓后以輩次排開。二代左長右幼，三代以后，內長外幼。這常見于公侯將相家族墓地葬法，在我國葬式格局中具有典型意義。

  靈北申村馬氏“馱孫葬”墓地，馬英墓居于最前，其后左為馬林墓，右為馬泉墓。馬林后裔居住馬林為官之地薊州遵化，逝后亦埋葬于遵化。按照申村說法，現申村祖塋之東即是為馬林后裔所留墓園，已被原山東逃荒到來為馬氏看護祠堂祖塋的人家建房居住。馬泉后裔，八世之前，圍繞馬泉西北展開，九世至十一世，便按照內長外幼及東長西幼格局埋葬，當然馬英之后除馬林世系外，至十一世，有析居申村之外和外出無音信者。十一世之后，馬氏后裔也就不再葬入祖塋，而是因地因時而葬了。祖塋內每座墳前都有墓碑，鐫刻著每個人的生平功績。墓碑均與1968年砸毀。馬氏祖塋背依申村山，正寓子孫步步高升之意。前方明堂有山腳之水，有睢河東流五湖之水，乃風水學上絕佳之地。馬氏申村祖塋作為古代正一品將軍墓園以十一代匯聚于此并保存良好很是罕見，實在是我國古代高級武官家族墓園“馱孫葬”的難得遺跡，具有深刻的傳統文化價值。  

  馬英優良家風深深鐫刻著馬氏后人的品行，馬氏后人為人正直，造福鄉里，其后世出現明代中期家資數萬黃金的六世馬榮，留下“南吳北馬”之時諺，并且“家資與諸舅均分”，傳為一時之佳話；有明后期嘉靖天啟年間的十一世馬岱，心公性平，仗義疏財，嫉惡如仇，族人親鄰無不敬服；馬岱長子十二世馬一驊，擅長詩文，以善道教人，弘揚良好家風；

  馬一驊次子十三世馬之勁，是廩膳生，卻不屑功名，善書寫，又好弈棋，熱心善事；十六世馬自道，邑庠生，重視傳送家譜，弘揚一方和諧平安；更有明清之際的星象家馬爾顧及清代十六世增生員馬自治、十六世馬自善、二十世廩生員馬宗泰等等地方名流。近代以來，尤其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中，出現了近百人英雄群體。

  馬英入世慷慨赴國難和出世耕讀揚正氣的家風，將作為中華傳統文化之重要構成部分的家族文化深深滋養著馬氏族人，滋養著我們這個民族。馬氏祖塋“馱孫葬”遺跡也將以難得的文化遺存見證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

  伏波堂馬英將軍譜系文化作為社會生活最基層的家族文化，以共同的血緣紐帶、地域性和社會觀念，在構成整體中華傳統文化促進民族演進中，彰顯著獨特的魅力。透過時光的遙遠可以發現馬英申村家族遷徙的曲折軌跡、流動的時代背景和生存抗爭的內在品性，更可以觀照中華民族古老中國的坎坷起伏、源遠流長。

  同時，這種獨特的譜系文化體現著中華民族厚重的“家國天下”思想，并以其傳統內在特質，彰顯著深刻的時代價值和社會意義。（牛士中）

【責編：陳嫚】